好的，我帮你将这篇文章在保持原意的基础上改写一遍，增加一些细节描写，字数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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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南宋军队在富平遭遇惨痛失败。这场战役结束后，宋军最为精锐的西军几乎被全军覆没，陕西地区相继陷落，川蜀境内也变得岌岌可危。噩耗传入临安，朝廷和民间均震惊不已。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战役是宋军经过半年严密筹备的大规模决战，投入了数十万兵力，甚至提前动用了蜀地五年的税赋作为军费。几乎倾尽了南宋在川陕地区的所有资源，却最终换来一场惨烈到难以想象的溃败。
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是，经过最初的震惊和慌乱之后，宋高宗赵构不仅没有对这次惨败的直接负责人——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进行任何严厉的问责，反而亲自撰写手诏，对其表示慰勉和鼓励。
而当时主政的奸相秦桧更是大肆吹嘘，将这场彻底失败的战役美化为“解大宋倒悬之危”的重大举措。
展开剩余87%富平之战，实际上是宋金两国围绕川陕归属权所展开的一次规模空前的精锐兵团对抗。这也是自建炎年间南宋南迁以来，宋军首次主动发起的大规模反攻。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双方原本势均力敌的大战，最终演变成南宋军队一边倒的惨败呢？
而作为川陕统帅的张浚，在这场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生死较量中为何能全身而退？
关于这一系列疑问，还要从富平之战前一年的背景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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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三年（1129年）是宋高宗赵构漫长而坎坷的统治生涯中，最为狼狈和困顿的时刻。
靖康之难后，赵构在应天府（今商丘）登基为帝。为了保全自身安全，他先避居扬州。1129年二月，得知金军南下进犯，他仓皇弃城，辗转经镇江、平江一路逃亡至杭州。
可惜厄运未止，刚刚安顿下来，三月初，镇守杭州的禁军将领苗傅和刘正彦发动叛乱，逼迫赵构退位。
如果不是张浚率领韩世忠、刘光世等将领及时回师勤王，平定了兵变，幸运躲过金军追捕的宋皇恐怕会死于非命，甚至难逃手下人的毒手。
复位后，赵构于五月初从杭州北返建康（今南京），但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同年七月，完颜宗弼（兀术）率金军分三路南下，宋廷卑辞求和无门。面对金军“搜山检海捉赵构”的致命威胁，毫无抵抗意愿的高宗再度选择逃亡。
赵构从建康辗转至越州（绍兴），再到明州和定海，最后登舟出海，从建炎四年（1130年）正月开始，漂泊海上百余日。直到三月，听闻金军退兵，他才狼狈返回浙江东部。
经过连番溃败、政变、追杀和流亡的折磨，年仅二十三岁的宋帝赵构彻底胆战心惊。
九死一生的他惟恐金军秋季再次南侵，急令张浚在陕西发起进攻，以牵制金军主力，阻止其南下，从而缓解江南压力。
赵构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根据历史经验，游牧民族往往利用夏季草料丰盛的时节蓄力，秋季发动大规模攻势。
然而战争的开局并未如预料那般顺利，战事进展却奇妙地契合了赵构的预想。
金军方面，完颜宗弼在北返途中遭韩世忠伏击于镇江，随后被困黄天荡八十余天，差点被俘。
此役之后，金军彻底调整了对宋作战策略。一方面，江淮水网密布，不利骑兵机动；另一方面，完颜宗弼总结宋军优势，“南人使船如使马，吾辈不及也”，因此对渡江作战尤为忌惮。
金太宗完颜晟据此部署：一方面扶持南宋降将刘豫，建立伪齐政权，控制淮东、淮西和京西三路，形成屏障；另一方面采纳左副元帅完颜宗翰建议，先攻陕西，待平定西夏，再大举南下攻入四川，绕道长江上游顺流东下，迂回击灭宋朝。
随着双方主攻方向从长江中下游转移至西北，陕西必将成为不可避免的决战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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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富平之战的主角张浚。
作为勤王总司令、救驾有功的他，在苗刘兵变后升任知枢密院事，成为国家的最高军事统帅。这一年，张浚年仅三十三岁。
以三十出头的年纪就跻身宰执高位，是何等荣耀。南宋之前近一百七十年历史中，唯有促成澶渊之盟的寇准有过类似声望。
荣耀加身的张浚并未忘记肩负的重责大任。鉴于川陕地区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他主动请缨，誓要守护西北边疆。
“中兴当自关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取蜀，则东南不可保”，他慷慨陈词，请求赴任——《宋史·列传·卷一百二十》
赵构也希望开辟抗金第二战场，于1129年五月任命他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准许其便宜行事。
同年七月，张浚自杭州启程，至年底抵达陕西汉中，开始推行“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的战略方针，在稳固关中、扩充实力的同时，为即将到来的大战积极备战。
不过宋金形势瞬息万变。正如前述，1130年，赵构被金军逼至海上流亡，归返杭州后，也顾不得此前对张浚“三年后用兵进取”的承诺，下诏命其即刻在西北展开全面反攻。
尽管张浚入陕时已严阵以待，但毕竟边防尚未恢复，半年的筹备时间依然显得仓促。
更关键的是，皇帝下令明确表明，要用川陕的牺牲换取江南的安全。这一政治意图，令张浚如何向数十万西北将士交代？
然而，现实并不给他太多选择。救主于危难本就是臣子的职责，更何况一旦临安失陷、江南沦陷，川陕的存在又有何意义？
但决战最大难题并非时间紧迫，而是军队内部矛盾。西军中资深将领曲端，是张浚必须跨越的第一道障碍。
曲端虽文武双全，却性格刚烈高傲，且因屡次战功显赫，变得跋扈不驯。
对这样一位将领，初来乍到的张浚给予了足够尊重，甚至效仿古代“登台拜将”仪式，在众将面前封曲端为威武大将军、宣抚司都统制，表明其主将身份。
然而，即使成为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曲端依然我行我素，多次战场违令、拒绝救援。
张浚选择忍让，并未严惩，期望团结一致打赢关键之战。
决战临近，高级将领会议上，曲端率先反对全面反攻，认为金军士气正盛，平原利于骑兵，主张养精蓄锐，十年后再议会战。
客观而言，曲端的分析符合当时局势，但其视角局限于关中，不顾全国大局。
这场生死之战非关中一隅可决定，西军若按兵不动，十年内南宋是否能存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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